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已有近50年的历史。对它的探讨，最早可追朔到王瑶出版于1953年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的附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在此书内容提要中，称这本“文学史”下限叙述到“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为止”。由此可推定王氏的写作实践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的下限定为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首届文代会。也就是说，新中国文学的上限不应是王氏在“附录”中括号注明的1949年10月，而应推前3个月。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虽没宣告成立，但这次会上周扬所作的解放区文艺报告，已规范了当代文学的性质、特征。尤其是这次会上所确立的文学评价体系和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线，差不多指导了当代文学的整个行程。其次是王瑶把新中国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附属，这主要是新中国文学只有短短的几年行程，这亦体现了新中国文学研究草创期的特点。三是王瑶认为新中国文学是可以写史的，故他的“附录”部分写到“全书脱稿”的1952年5月。
对新中国文学研究真正形成高潮是共和国成立的第十个年头，即1959年，研究的力量主要集中在高校，代表有华中师院集体编著、科学出版社内部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另有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和部分青年教师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部分纲要》，还有山东大学中文系1960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册。这些论著，首次以著作形式使用“当代文学”概念，并明确指出“当代文学”不是时间的划分，在文学性质上它属“社会主义文学”，从而和属“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性质的“新文学”区别开来。但这些书稿，无一例外地肯定历次的文艺批判运动，带有鲜明的左的烙印，经不起时间的沉淀，为那些“当代文学不能写史”的论者提供了最好的口实。
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也有不和谐的音符出现，这就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的庆祝建国10周年取得的文学成就所写的文章。这组文章的特点在于把文学现象当作科学来对待，而不把当代文学史与政治史、思想史完全等同，并对当时刚开展过的文学运动、文艺批判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毛星《对10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文学知识》编辑部发表的《欢呼新中国文学的重大成就和发展》、何其芳的《文学艺术的春天》，就表现了这一倾向。这些文章首先对新中国文学10年来的成就持肯定、“欢呼”的态度，但不去肯定极左的做法。用当时批判者的话来说，这些文章名为“理解”却不去“理解1957年文学大论战，不去理解1958年文学上的大跃进”，对新民歌、小小说、活报剧流露了不屑一顾的倾向，对刚批判过的“大毒草”《本报内部消息》、《草木木篇》“忘掉了或者‘记不清’”。这恰好从反面说明这些文章的正确性。研究当代文学史本不应跟着流行的观点走，而必须坚持论者的独立判断。治史必须讲究史德，要有敢于坚持真理不怕批判围攻的勇气。治史还要有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的史识，要有像毛星、何其芳当年那样不迎合时尚的主见，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付出代价。何其芳等人遭到批判和被迫写检讨，是极好的例子。正因为有政治对学术的粗暴干涉，使新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在前三十年进展缓慢，没出现更多的成果。
周扬不仅是当代文学运动的领导者，而且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定调人。他在首届文代会所作的报告及后来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所确立的当代文学发展方向、道路的叙述模式，成了“十七年”时期当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的指导文件，可随着“文革”狂飚的袭击，周扬的当代文学史观受到了文化激进派的全面颠覆。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作是当时流传极广的辽宁大学中文系编写的《文艺思想战线30年》。在这部教材中，周扬成了主要的被攻击对象。一部当代文学史，变成了一部文艺思想斗争史，只剩下一个评论家姚文元，一个作家浩然。这样的当代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异化———异化成不讲逻辑，没有论证，好似绝对真理在手的政治批判的标本。不过，这本书的作者均是“书生”，他们的愚忠意识被文化激进派所看中、所利用，在被利用时还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和虔诚。这里有着沉重的教训值得吸取。
进入新时期后，激进主义的叙述策略被逐步消解，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上、下册《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另有华中师大的三卷本、上海文艺版《中国当代文学》。这些著作总结反思前30年的经验教训，走出“十七年”政治实践激进化的阴影，把大批被打倒的作家作品重新写入书中。更重要的是这批著作确立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探讨了性质和分期，还对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作了历史定位，使“中国当代文学史”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附属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新的中国文学史分支学科，其功不可没。但鉴于这部分著作写于80年代前期，因而思想解放仍属“有限公司”。突出表现是对“十七年”左倾教条主义的批判不深不透。远不如四川文艺出版社后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扫描》在消解激进的叙述的策略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另一缺陷是对“文革”文学不是在因袭早已有定论的政治判断，就是以“空白”论为名回避这段历史。
在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分类史、专题史的研究成果更引人瞩目。这以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和洪子诚、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为代表。这两本“史”不属“教材型”，而属“学术型”，因而个人见解较多。“思潮史”虽有用文学运动史代替思潮史的毛病，但它以翔实的史料和条分缕析的叙述，勾划了当代文学30年艰难曲折的进程，填补了当代文学研究的一段空白。“新诗史”通过多元化的叙述策略，再现了当代新诗40年所走进的曲折道路，对新时期诗歌流派的划分和把台湾诗歌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均显得有创意。
作为“十七年”文学淡出，新时期文学凸现；茅盾、赵树理退居二线，王朔、贾平凹被捧为大师的世纪末的当代文学研究，愈来愈表现出政治意识弱化与民间化写作而非“官修”的特征。在这方面，取得最突出成绩的单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他们采取双轨并进的策略：个人化写作和集团化写作同时进行。前者以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为代表。这是一本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史著，有明确的“当代文学”学科的概念。在具体章节的安排上，彻底打破了作家作品论组合方式，把主要篇幅让位给文学现象的出现及其变迁的阐述，并讨论了“规范和控制”这类过去很少人涉及的敏感话题，不愧为半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最有创意的著作。集团化写作成果体现在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总系”不仅集合了一支国内北大出身的研究精英队伍，显示出当代文学研究后继有人，而且在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首创了一种散点透视———通过一个有代表性的年代来展现一个时代的风貌的评论模式。全书既有统一的设计和要求，又注意凸现每本书执笔者的学术个性。“文革”时期还单独写了一本，不愧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但洪著和“总系”的缺陷是相同的：没有把台港澳文学包括在其中，这体现了北大也是内地不少名牌大学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弱点。
比起中国现代史文学研究来，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还没有出现公认的像王瑶一类的大家。谢冕是目前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最活跃的学者之一。但他的文学评论家的身份远大于他当代文学史家的身份。不错，他写一些很有影响的宏观描述当代文学行程的论文，但前不久由他主持编撰的两部“百年文学经典”，给他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使人感到这位当代文学史家给作品的“经典”定位随意性较大，学术上欠严谨。另方面，他还未拿出当代文学史方面的个人专著。
我们确定一位学者是否属当代文学史专家，一个重要标志是看他在这个领域是否有独特的理论建树。这建树主要是通过论著表现出来的———尤其是以个人名义出版（而非论文汇集）的专著表现出来。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当代文学史家”的话，洪子诚倒是较合适的人选———虽然他在当代文坛的知名度远不如谢冕，但他毕竟出版了自成一家的且很具创意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专著。必须看到，“当代文学评论家”与“当代文学史家”的内涵有重迭的一面，也有不同的地方。即后者不侧重于跟踪当前的创作，而着重“史”的线索梳理和把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做系统化的研究。在学科分工越来越精细的今天，“评论家”与“文学史家”一身而二任而且“任”得很出色的学者似乎越来越难找到。当然，这里不应遗漏另一个北大出身的著名学者张炯。张炯的写作路线尽管与谢冕不同，但就评论家身份大于文学史家身份来说，则体现了以宏观研究著称的学者的共性。论著的数量和知名度，张炯无疑远远超过洪子诚，张炯还参与主编过多种当代文学通史、分类史、专题史，有些专题史也很有份量———如他与朱寨共同主编的《当代文学新潮》，但这毕竟不是他个人的专著，且他参与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当代部分有些地方史料错误太多，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他当代文学史家的形象。
北大学者的贡献还体现在80年代前期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引起内地乃至台港地区学者高度重视的文学概念。这一概念为现、当代乃至近代文学由分到合的研究打开了新思路，开拓了新领域。这个学科的提出者当时思想较单纯，也过分自信，后来随着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种种神话破产和“西方中心论”的颠覆，他们———无论是留在北大的陈平原、钱理群还是走出北大的黄子平，思想均变得复杂起来，脑子里打满了各种问号，陷入了“丰富的痛苦”之中。现在要靠这三位学者写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看来是不可能的了。但受了这一观点尤其是上海两年轻的学者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的口号的鼓舞，一些学者仍像念念不忘“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崭新的文学史研究的格局，先是有湖北的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问世，后又有山东的孔范今、广东的黄修己主编的两本同名的两卷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种尝试很有意义，在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道路进行历史和逻辑的整合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是大兵团作战———像山东那本多达27人参与，执笔者水平不一，以至使人读了后，感到近、现代部分写得比当代部分有水准，内地部分又比台湾部分写得深透。这大体也反映出当前当代文学的研究还比不上近、现代文学研究水准的现状。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后来居上的是由杨守森主编的《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此书以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见识和生动的文笔，从“作家的心态”这一新颖的视角切入，揭示出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某些奥秘，弥补了现有的当代文学史与思潮史的不足，为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回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历程，它和共和国走过的道路一样充满了艰难曲折，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反思。今后如要写新的当代文学史，寻求突破性的进展，仍必须把更新文学史观念和方法放在首位。要加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研究。应从思想史角度注重反映“文革”的作品。目前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对此付诸阙如，必须通过挖掘、抢救史料将其弥补。要提倡私家治史。目前，为庆祝建国50周年，一些研究机构正在开展“共和国文学史”或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工作。这些新著采取的又是集体攻关的方式。这自然不失为一种应急的方法。但有质量的学术著作，在赶进度之余，还要强调质量，至少在史料上应力求准确 ，以尽可能减少“集体工程”难以避免的毛病。在建国50周年来临的时候，我们期待着有一批高质量的研究当代文学史论著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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